横亘鄂豫皖，这座山藏着怎样的民族交融密码？

大别山区早期先民以三苗部族为主，上古时期，舜、皋陶所率中原部族陆续南迁至此，与三苗部族杂居共处，交融共生。西周时期，为实现对淮河上游区域的有效管控，于此布设诸多邦国。大别山北麓淮河上游地带，既有嬴姓的黄、江等国，亦有姬姓的息、蒋、赖、蔡诸国。大别山东南麓则聚居偃姓所建群舒方国，如舒鸠、舒蓼等。春秋时期，伴随着楚国北进东扩、疆域不断拓展，大别山周边诸侯国的安稳格局被打破。经过长期争战，至春秋中后期，大别山区及其周边区域已基本纳入楚国范围。

▲位于安徽省西部霍山县境内的大别山国家风景道（霍山段）。来源：安徽省文旅厅网站

秦汉以后，蛮部势力在大别山区日渐兴起，相关史事多见典籍记述。《后汉书·南蛮传》云：“至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miǎn）中蛮是也。”由此可知，大别山蛮部势力源自南郡蛮，其部分人口被东迁至江夏郡（大致包括今湖北东部及河南南部部分区域）。东晋时期，江夏蛮逐步扩散至大别山周边地区，其中以西阳蛮（又称五水蛮）势力最强、分布最集中，其以今湖北黄冈为中心，盘踞巴水、蕲水、浠水、赤亭水、西归水五水流域。南朝宋、齐时期，部分西阳蛮北越大别山，迁至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光山、商城一带，形成弋阳蛮，也称弋阳西山蛮。另有一支江夏蛮向皖西南扩展，分布于大别山东南麓，因地处庐江而被称为庐江蛮。

迁居大别山区的各族群，长期往来互动。《隋书·地理志》载：“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可见，当时大别山及周边区域各族群深度融合，整体逐步纳入中原社会体系。宋元鼎革之际，北方部族势力渐次进入江淮地区。元末，元朝地方行政长官也先不花的后裔率部众归顺明太祖，明朝嘉奖其忠义之举，授予世袭管领之职，敕令其定居于也先不花的封地（今湖北省红安县永佳河镇沙河村）。也先不花的后裔后来改姓王，渐习中原礼仪制度，其族裔散布大别山南麓红安各地。明初，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江西等地民众迁入大别山区，对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好山好水出好茶。大别山得天独厚的山水地理格局，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造就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为茶叶外运与贸易提供了便利。中国名茶之中，大别山区坐拥信阳毛尖、六安瓜片、霍山黄芽、英山云雾四大名品，足见大别山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重要地位。自古以来，茶叶既是当地民众日常饮用的佳品，也是山区发展商贸经济、开展跨域贸易流通的重要物产与经济载体。

唐代陆羽《茶经》载：“桐君录：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桐君录》最晚成书于秦汉时期，说明在秦汉之前大别山一带就已兴起茶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慕名纷至沓来，《续搜神记》有晋武帝时宣城（今安徽宣城）人秦精常入鄂州武昌山采茶的传说。隋唐时期，饮茶风气日盛。大别山区名茶荟萃，霍山黄芽、蕲门团黄声名远播，不仅正式跻身皇家贡茶序列，还远销吐蕃地区。《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按《唐国史补》所述，常鲁公出使吐蕃时，赞普展示了寿州、舒州、蕲门等地多种名茶。这说明，当时大别山区所产的茶叶已输入吐蕃地区，并融入当地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

宋代起，大别山区茶叶贸易迈向专业化、制度化的成熟阶段，榷茶制度全面推行。北宋在大别山北麓盛产茶叶的蕲、黄、舒、庐、寿、光等州设置多处“山场”“榷货务”，主要负责茶叶的收购、储运与征税。在大别山区诸茶中，六安茶地位尤为突出，明代居江北名茶之首。明代陈霆在《两山墨谈》中写道：“六安茶为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馈权贵与朝士之故旧者。”清代贡茶的需求量更大，茶叶品质标准进一步提升。清代《六安州志》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安茶贡额增至三百袋，霍山县承办二百六十三袋，六安州三十七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贡额达四百袋，共计七百斤。

大别山区作为重要的茶叶产区与贸易枢纽，留存有多条脉络清晰的货运古道。湖北罗田运茶古道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连通罗田县城与安徽边界，路面以青石板铺就，至今仍保留有茶亭等遗迹。皖西茶麻古水道依托淠（pì）河航道开辟，以茶叶、苎麻水运为主要功能，是大别山区规模较大的水运通道。陆路驿道搭配内河水路，共同构成贯通鄂、豫、皖三地茶叶外运网络，成为各群体经济往来、文化交融的交通纽带。

大别山区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考古发现表明，大别山南北麓均分布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信阳潢川双柳树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兼具中原商文化与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特征；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平底鼎足等器物，与安徽寿县同类遗存特点高度一致。这说明，大别山既是豫南与皖西文化同源共生的纽带，也是南北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枢纽。

上古时期，皋陶作为司法鼻祖，创制五教、五礼、五刑、九德，奠定后世儒法思想根基。皋陶曾辅佐尧、舜、禹理政，他的后裔受封于大别山腹地的英、六等地，中原礼制文明随之在大别山区扎根。考古发掘也印证了当地深厚的文化交融传统。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鼎、敦、壶、盘、匜（yí）等青铜器，器类组合与形制风格源自中原传统礼器体系；出土的战国时期编钟，在形制纹饰、音域架构与音阶体系上，与曾侯乙编钟、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编钟高度相近。这些文物兼具中原礼乐特征与楚地风格，反映出两种文化在大别山一带长期交融、共生发展的历程。

▲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编钟。　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

秦汉时期，大别山区是各类学派研究和教育活跃的地方，涌现出文翁等著名历史人物，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在这里编撰完成《淮南子》。东汉末年，方士左慈在大别山区隐居修道，吸引“诗仙”李白等后世文人墨客前来赋诗纪游，留下“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清宴皖公山，巉（chán）绝称人意”这样的诗篇。

唐代，大别山区广设州学。宋时，河东书院等私塾兴起。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州，与陈季常交游，成就《方山子传》及“河东狮吼”典故。这一时期，大别山区还兴建寺庙、道观，斗方山禅林是当时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大别山东南麓的三祖寺，成为文人墨客游历题咏的胜地，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人曾在此留下诗篇。

元代，一部分蒙古族人口迁居大别山区，与当地各族居民在长期共处中深度融合，来自草原的荡腔锣鼓传承至今。明清时期，光州、黄州、安庆等地兴建书院，儒学教化蔚然成风，科举人才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各民族农耕技艺、手工业技术与生活习俗不断融合，形塑了大别山区南北兼容、礼俗并存、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

近代以后，大别山区作为华中地区核心战略要地的地位更加突显。五四运动后，在恽代英等人的倡议和组织下，利群书社于1920年2月1日在武昌正式成立，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大别山区旅汉青年接受新思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在大别山区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大型雕塑《大别雄风》。李翠 摄

土地革命时期，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大别山区先后爆发黄麻、商南、六霍三大起义，创建鄂豫皖苏区，它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在白色恐怖下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全面抗战初期，党中央主张将南方游击区建成抗日战略支点。大别山区创建的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随后，第四支队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在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皖南事变后，这些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队伍在日、伪、顽军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华中抗战的中坚力量。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到地跨豫、鄂、皖、湘、赣五省，成为党在华中敌后的独立战略区。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挥师南征，以锐不可当之势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强渡沙河、汝河、淮河，胜利到达大别山，完成了无后方依托、千里跃进大别山、插入敌人战略纵深腹地的空前壮举，拉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序幕，使这一地区成为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大别山上一根藤，藤缠树来树缠藤。红军好比山上树，穷人好比树上藤。藤离树来无处挂，红军是咱救命人。”这首在大别山区广泛传唱的红色歌谣，是党和人民一条心的生动写照。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区各族军民浴血奋战，200万人参军参战，数十万人牺牲，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锻造出坚守信念、紧跟党走，顾全大局、团结奋斗，勇当前锋、不胜不休的大别山精神。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和各族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新篇章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总之，大别山是中华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典型人文样本，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承载着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厚重历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实证与精神滋养。

【作者：徐方远 郑泽玮 薛培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本文系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