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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为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秦汉时期为建立“大一统”国家，掀起了大运河建设的第一次高潮，越王勾践开凿山阴故水道，成为浙东运河的前身。隋唐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隋炀帝修通济渠，开永济渠，此后南北“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元朝时，隋唐大运河被截弯取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又修建通惠河直达积水潭，全长约18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京杭大运河是古代水利事业的一项奇迹，它沟通了南北，融通了中外，也串起了古今。它是维系“大一统”的政治纽带，体现治理智慧的制度遗产，打通全国性市场网络的经济动脉，促进思想艺术交流的文化长廊，也是蕴含着深厚情感与集体记忆的中华文化符号。
政治纽带
京杭大运河连接起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海河等水系，形成贯穿南北的大水运网。物理空间的连通，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淮安船闸（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曹政摄）
大业元年至四年（605年—608年），隋炀帝征发数百万民夫，开凿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形成以洛阳为中心、东北至涿郡、东南至余杭的运河体系，全长约2700公里。漕运是中国古代通过水道转运粮食（漕粮）的制度，以运河为基础，建立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系，将各地物资源源不断输往都城所在地。据《隋书》记载，运河开通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开元年间，宰相裴耀卿推行分段运输法，每年漕运粮食达两三百万石，天宝年间最高达四百万石。处于长江与运河十字路口的扬州，崛起为国际性都市。
两宋时期，财政保障、军事安全、统治秩序维持等立国之计，都极其依赖运河。汴河，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一环，是北宋时期通往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黄金水道，几乎供给整个京城的物资需求。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汴河每年漕运江淮粮米最高达六百万石。淳化二年（991年），汴河决堤，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北宋词人周邦彦在《汴都赋》中描绘汴河船运之繁忙：“于是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
元初，为了便利南粮北运，元世祖忽必烈令人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又修建通惠河，与原有运河连通，使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今北京），大大缩短了从杭州到北京的航程。元朝还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航线。这些举措，对元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漕运制度趋于完备，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明景泰年间，设漕运总督，驻节江苏淮安。其职责包括漕粮的收缴、运送、检验，漕船的修理、检查等，以确保漕运畅通。清朝沿袭明制，设总督漕运部院，是漕运事务最高管理机构，每年南方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达四百万石之多，漕运收入一度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
智慧结晶
大运河的开凿、维护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超级工程，体现了卓越的技术水平、管理智慧与协作能力。
元初，由于没有合适水源，京杭大运河无法直通京城，只能到通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重新成立都水监，正式启动开通通州到大都这一段的运河工程，郭守敬主管都水监、负责运河工程。他以白浮泉等泉水为源，沿途凿河进京，中间以翁山泊等湖泊调蓄，形成具有完善水量调蓄与调节功能的水源工程。至元三十年（1293年），通惠河建成，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2024年6月10日，市民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杭大运河岸边观看赛龙舟。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受命疏浚大运河。他采纳民间水利专家白英“引汶济运”的建议，在大汶河下游戴村一带拦河筑坝，另凿小汶河引汶水南下，至南旺运河制高点精准分水南北，破解了运河水源匮乏的难题。南旺分水枢纽被誉为“北方都江堰”，是整个京杭大运河上最具科技价值的节点之一。在南旺南北近150公里的会通河段上，设有38座水闸，如同水上“阶梯”，实现了对全线水位的精准人工控制，确保了南北漕运数百年的畅通。
明清时期，朝廷设河道总督分管不同河段。治河实践中，明代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方案，通过筑堤束窄河道，提高流速，冲刷泥沙。清康熙年间，治河专家靳辅、陈潢开创性地提出“引黄济运”，引黄河之水入运河，加强运河的水势，提高运河通航能力。他们带领民夫数十万，在清口开凿一条中河，既减少了入黄里程，也降低了航行风险。
经济动脉
大运河不仅是漕运通道，也是纵贯南北的商贸黄金水道。它大幅降低了跨区域运输成本，促进南方稻米、丝绸、茶叶与北方棉花、豆类、铁器等物资大规模双向流通，是连通全国贸易网络的重要载体。淮安、济宁、临清、沧州、通州等众多城镇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形成了大运河城市带和经济带。
唐中期以后，漕船上开始附载私货进行交易。《宋会要》载，官府允许漕船每艘随船携带“回货”十成。明清时期，民间贸易远超官运规模。明万历年间，临清运河钞关税银达八万余两，居全国之首。清乾隆年间，淮安关一年税收高达六十万两。数以万计的商船在大运河上日夜穿梭，构成了繁忙的运河贸易图景。
▲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和古运河相映成趣（2023年6月1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大运河催生了全国性商帮网络。例如，徽商、晋商是明清时期著名商帮。徽商以扬州为中心，依托运河经营两淮盐业。明中期以后，徽商每年运销淮盐一百六十余万引（旧时各盐区官盐运售的额数），占据食盐供应市场的极大份额。晋商则借运河将南方茶叶运往北方。清乾隆年间，晋商常万达在武夷山购茶，沿运河运至张家口，再转运至中俄边境恰克图，每年出口俄国茶叶数万箱，书写了“万里茶道”的精彩篇章。
大运河还促进了区域专业分工。在明代，苏州作为全国最大丝织业中心之一，有织机万余张，年产丝绸数十万匹，大多沿运河销售。松江棉布年产数千万匹，沿运河远销全国各地。景德镇御窑厂制成的瓷器，一部分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运到北京，成为皇家御用之物。此外，山东、河南的棉花、大豆，河北的铁器、皮货等货物沿运河运往南方。这种南匠北料、南货北销的格局，使各地实现了经济上高度互补。
明代张瀚沿运河旅行，看到“江淮以南，百货辐辏，舳舻相接”，感慨“天下之人皆利于漕渠”（《松窗梦语》）。清代诗人谢重辉在《运河行》中写道：“南船载米来，北船载布去。两岸市声喧，共此一条路。”这种由市场编织成的共同利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文化走廊
大运河是一条流动的文化走廊，推动南北各地文化交流互鉴、创新发展。以戏曲为例，明万历年间，昆曲戏班沿大运河北上，进入北京。《旧京遗事》记载，“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清康熙年间，昆曲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徽班“三庆班”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此后“四喜”“春台”“和春”也相继进京。徽汉昆梆诸腔在京师融汇，促成了京剧的诞生，这正是大运河促进各地艺术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的缩影。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一角（资料图）。新华社发（常鸣 摄）
大运河促进了文学传播。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曾沿大运河游历。李白的《丁督护歌》以“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描写运河纤夫在炎热的季节里拖船的劳苦情景。杜甫的《解闷》以“商胡离别下扬州”，体现出扬州是四方商贾云集之地。宋代柳永在《雨霖铃》中描绘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运河沿岸的经典意象。元杂剧通过大运河沿线书坊刊刻、戏班演出，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明清小说中，《金瓶梅》故事背景地清河县，即以运河沿岸的城市临清为原型；《红楼梦》中，林黛玉“抛父进京都”，走的正是运河水道，这一细节成为南北文化交汇的文学隐喻。
大运河还促进了民间信仰深层次融合。妈祖本是福建地方海神。元代定都北京后，漕粮的海运和河运并行，妈祖被朝廷封为“天妃”。元代王敬方在《褒封水仙记》中写道：“国朝漕运，为事最重，故南海诸神，有功于漕运者皆得祀。惟天妃功大号尊，在祀最贵。”江苏淮安的惠济祠、天津的天后宫、北京通州的妈祖庙，均为漕运水手、商人集资修建。
物换星移，如今的大运河重焕光彩。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出台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千年大运河进入新的生命周期，不断催生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继续为沿岸人民造福。河水汤汤，大运河串连起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铺陈出富有诗意的美好图景。
（作者单位：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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